不久前的周六周日，我承担了单位安排的研究生考试监考任务，监考可不是啥轻松事，尤其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我都是凌晨五点五十分起床，，时间长一点，我还能忍受，最要命的是手机被没收，我不能带任何书籍或其他阅读材料进考场。

  原则上，“尽职尽责”的监考就是在教室里不停来回踱着方步，“凝视”（gazing）或“扫描”（scanning）着每一位考生。作为监考员，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注视每个人，无差别地扫视每个人。众所周知，这在平日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你不能一直盯着一个人看，否则很大可能会被认为图谋不轨。

  除了注视考生的身体特征，我还可以大大方方地仔细过目他们的身份证、准考证，我可以轻松明白他们的姓名、年龄、本科学校、户籍所在地、报考专业等信息，与上面讲述的情况类似，这通常被认为是“个人隐私”的范畴，我平日里当然不会故意打听这些。但现在，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研究”他们的证件，甚至反复“研究”也行，理论上。

  很显然，两天四场合计12小时内，我需要重复无数次地踱步、“凝视”、“扫描”或“研究”，为的都是打发监考期间的无聊时光。

  但于我而言，这样的无聊时光恰给我一个近距离考察考生们的机会，算是一次非常规的田野调查，只是我的田野调查点是一间考室。

  我所在的考场是502。502考室应到考生30人，周六实到29人，周日实到29人，只是周六和周日缺席的考生非同一考生，缺席周日考试的考生周六来了，缺席周六考试的考生周日来了。

  周日的缺考生大概率是周六感觉不好，担心自己政治或英语铁定过不了线，于是选择了周日弃考；周六缺考，但周日却“姗姗来迟”，这种考生不太多见，他应该是感觉自己政治、英语等公共科目没有复习好，没有多大把握，也便懒得来承受“打击”，但他对专业课有一些信心，于是周日他出现了，他想感受一下考场的气氛，以及专业题目的难易度。

  承担501考室监考任务的同事李老师告知我，他们考场的情况是周六上午缺席4人，周六上午缺席6人，周日上午缺席7人，周日下午缺席9人。其逻辑不难推断，4位同学没准备好，对自己缺乏信心，周六上午便没有进考场；考完了政治科目，2位同学感觉“没戏了”，也就弃考了；考完了英语科目，1位同学感觉“太难了”，也加入了弃考者的行列；待到周日中午，又有2名同学体会到了高等数学的压力，终于难以坚持到底，果断选择了弃考。

  性别方面，29名考生中，男生有25人，女生有4名，这主要是专业所致，考的分别是大数据（计算机范畴）和给排水，男生相对多。这和大的统计不一致。根据总的统计，考研女生是要多于男生的。

  年龄方面，14位是2001年出生的，15名是2002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大四学生的平均岁数是21-22岁。很凑巧，2001年及2002年，恰是我考研的两个年份，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考研的时候。

  籍贯方面，广州本地4人（不含大学城），从甘肃和云南迁入大学城2人，佛山3人，东莞3人，惠州2人，深圳1人，湖北1人，河南1人，粤东西北12人。作为省市共建的地方院校，广东省内生源占绝大多数，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的生源大体上各占一半。

  身体特征方面，29人中，有15人有明显的白发，这固然与遗传有关，但当下大学生的压力可见一斑。身形方面，25名男生中，仅仅4人体型微胖，其他人都普遍偏瘦，甚至严重偏瘦。手型方面，绝大部分男生的手细嫩、纤细，手指普遍修长，骨感十足，我感觉他们没农村里的生活的体验或经历，即使出生和长大于农村，也少有或鲜有参与实质性农活，尤其是重一些的农活，比如插秧、割谷等。发型方面，29名考生中，有6名男生和3名女生烫了头发。眼睛方面，29人中，有多达25人佩戴了眼镜，近视率极高。

  着装方面，首先是裤子，25个男生中，仅有1人穿牛仔裤，其他人要么是运动裤，要么是休闲裤。4个女生中，有两个穿了牛仔裤，另外两个也是休闲裤。曾经风靡的牛仔裤，在年轻人中间，早已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流行了。我依稀可以感受到“怎么舒服怎么来”的广东文化特质。然后是上衣，25个男生中有15人穿了卫衣，就是那种有帽子的宽松外套，外套颜色以黑色为主色调，8件卫衣的背后书写有超大字号的英文单词或短句，譬如“fashion”“undefinable”“outlaw”“nature”“nothing is impossible”“baseball”等，不言而喻，这些单词或短句某一种意义上映射出当下年轻人的某些价值观或世界观，比如对时尚、自然主义、运动等的倾向性珍视。最后是鞋子，29人中，穿NIKE的多达14人，穿ADIDAS、ACER分别为2人，穿LINING的有4人，穿361的有2人，穿安踏的1人，穿其他我不知名的品牌有4人。

  此外，我还观察了他们的笔袋，我目测带了6支及以上的笔的考生有16人，带4-5支笔的有13人，3支及以下的人没有。其中，有一名考生带了17支笔，外加4个笔芯。我还注意到有7个同学带了尺子，尺子的基本功能不是绘图，也不是用于测量长度或宽度，而是用尺子辅助写字，目的是让自己在答主观题的时候，字体看起来更整齐划一。很显然，无论有多少需要手写的主观题，圆珠笔＋2B铅笔合计3-4支，就已经绰绰有余了，但很多考生依旧很小心翼翼，细心到了极致。

  从大部分考生的面部表情，及中午他们进考场前的闲聊得知，其实29人中，注定充当“炮灰”的不会低于20人，换言之，最后考取4-5人，是大概率事件。

  问题来了，大部分学生明明清楚自己是考不上研究生的，且大部分学生内心很清楚自己不喜欢做研究，对搞研究、做学问没有兴趣，至少没有强烈兴趣，那现实情况为何是那么多学生自己要考研，甚至大一一进校就设定了考研的目标，家长也是有意无意建议或逼迫孩子考研，学校更是动员全体学生去考研，还设置了诸如“考研宿舍”等荣誉性奖励机制。

  当下大学生尤其考研族的努力与勤奋程度让人瞠目结舌，近日有媒体爆出，河南一名考研女生凌晨五点半就起床去占座，当她来到教室门口，却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

  此前，念大三的学生阿珠向我分享了她每天的作息，她每天早上7点出宿舍，白天除了吃饭外几乎都泡在图书馆，复习功课，准备考研，晚上10点半甚至11点回宿舍，洗漱后还得背背单词，躺在床上还得回想一下白天的知识点，甚至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周末与平日基本一样，安排得满满当当。她的作息不是个案，很多同学大体类似，一些同学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我不禁想起二十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念大三，也在复习考研，但忙归忙，并没有太紧绷。我经常下午和男同学打一下篮球，下晚自习和女同学打一下羽毛球，周末与舍友凑钱打打牙祭，十天半个月光顾一次学校附近的录像厅。

  时过境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形势大不一样，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实在大太多太多。从他们身上，如实说，我已经找不到一些本属于他们这一个年龄段的人本该有的天性，比如朝气蓬勃、生机勃勃。

  周日适逢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于下午考试之前在考室外面与几位同学闲聊，我说，“对于你们而言，煎熬的两天就要过去了，今晚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管你们过不过洋节，请你们一定要轻松一下，狂欢一下”。

  我不曾料想，他们表现得相当平静，他们的脸上没再次出现些许兴奋或激动的表情，原因或许是：其一，考试发挥得好不好，他们有感觉，这种感觉一定会影响他们玩乐与放松的心情，一旦考砸了，当然也就没有心情去玩。其二，于部分勤奋好学、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或许对玩乐或放松没有多大兴致，因为他们从高中，到大学，基本都处于高度紧张或紧绷的状态，所谓的狂欢与释放，他们兴趣不大，其兴致至少与像我一样的70后，及更早的60后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意思是，当下的部分大学生不会玩，甚至不想玩，至少不如我们那一代人会玩、能玩。

  为何考研愈加风靡？根本原因还是很多学生本科毕业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找不到自己满意或相对满意的工作。道理至简，如果一个学生找到了相对体面的工作，有相对体面的收入，可以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他何苦要天天挑灯夜战复习考研呢？严酷或残酷的就业环境，才是根本。

  这个意义上，考研通常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于很多人而言，在这个学历至上的年代，或学历是综合竞争力标识性指标的既有环境下，在很多人眼里，有了研究生文凭，发展平台或许就高一些，起点就高一些，未来发展也就相对平顺或快速一些。

  不过，我一直认为，那么多招工信息，怎会是找不到呢？为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我于周日下午五点考试结束后找到几位考生打听了一下。

  “我能够找到工作，但第一年，平均月薪在3000元左右，这种薪资水平在广州这种城市根本没办法立足。”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阿宽说。

  “除了薪资远远达不到你们的期望值，还有哪些原因让你们不想去找工作？”我接着问。

  “我已经毕业的学长告诉我，他经常周末要加班，甚至平日也要经常加班，我受不了这一点。”学计算机专业的阿豪说。

  “我听说一些单位领导经常对员工颐指气使，周末手机也需要保持随时接听状态，这让我没办法忍受。”学大数据专业的阿强说。

  很显然，薪资过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工种，严格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工种，管理制度僵化的企业，于当下的大学生而言，都是他们不想承受和不能忍受的“工作”。换言之，他们眼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定语——“体面”“有尊重”。

  “体面”与“有尊严”的工作找不到，不“体面”和有损“尊严”的工作又不想干，怎么办？很多人只能选择待业，或继续备考研究生或公务员。但一个客观现实是，离开了学校相对好的备考环境，备考效率自然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影响，于是，不少人自然面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尴尬。

  可见，考研就是对本科四年生活的一种延续，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很多人不想那么早进入社会，很多人早已适应和习惯了来自父母的供养（feeding）。面对父母的偶尔斥责或说教，部分同学的心态就是，“你说就说吧，给钱我就行。我是你们的唯一的仔，你们不给我给谁？”

  我不禁想起2001年我考研的时候，我在湖北大学念的本科，学的专业是地理教育，当时很好找工作，我们班30人有多达24人成功留在了省城武汉，6人签约去了湖北省境内地级市的第一中学（包括我在内），去的绝对都是所在城市或地区最好的学校。我也是顺带考了研。是的，那个年代，考研是顺带的，因为工作真的不难找，不考则已，考当然就得考名校，当时的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大学”，最后不幸败下阵来。不行啊，眼看那么多同学留在省城，我在外面（襄阳），我当然也心存不甘。怎么办？毁约。

  我向父亲拿了2000元钱。我当时觉得非常丢人，大学毕业了，还伸手向家里要钱。后面，我毁约，在武汉重新找了一个中学，一边教学，一边备考。当时的政策是第一名才是公费生，第二名及以后都得自费，我想我必须争取到公费名额，我必须拿到第一名，保险起见，我报考了我的本科母校湖北大学，毕竟学校、老师等都相对熟悉一些。

  我的想法很单纯，大学毕业了，就不可以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那样的话，我实在在家人和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很显然，时过境迁，年代不同了，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各种压力太大，导致他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与当时的我们没办法同日而语。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以及两个强烈的联想。我会觉得我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大学任教，我感觉相比我个人的努力与拼搏，相对好的宏观环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本科毕业是2001年，当时的中国刚刚加入WTO，经济发展如日中天，各行各业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才需求都在涨，大学生找工作，基本上不是什么难事。而现在不同了，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持续低迷，年轻人整体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大学生的数量慢慢的变多，各类各式研究生举目皆是，竞争空前激烈，所以，当下的大学生及年轻人特别不容易。

  我会想，如果我晚出生20年，我会怎么样？我会像他们一样每天“日理万机”，每天各种“卷”，每天面对扑朔迷离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吗？我会想，10年后，我的孩子步入大学，他们会重蹈覆辙，步当下年轻人的后尘吗？还是有更糟糕的情况出现，比如根本就上不了大学？

  •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仅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